袁伟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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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伟时,男,汉族。1931年12月15日生,广东兴宁人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。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《中国现代哲学史稿》、《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》 、《路标与灵魂的拷问》等。主编《现代与传统丛书》、《荒原学术文丛》、《牛虻文丛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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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名
袁伟时
国    籍
中国
民    族
汉族
出生地
广东兴宁
出生日期
1931年12月15日
职    业
历史学家
代表作品
《中国现代哲学史稿》

袁伟时简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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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伟时(1931年12月15日- ),1949年5月参加革命,1950年6月参加共产党,现在是中山大学离休的教授和厅级干部。第七届(1988-1992)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1986-1990任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——孙文学院首任院长。1987年当选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副会长,以后多次连任;曾是安徽社联主办的《学术界》和浙江社联主办的《浙江社会科学》的学术顾问,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《开放时代》的学术委员;200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访问学者。
主要著作有:《中国现代思想散论》、《大国之道》、《帝国落日:晚清大变局》、《近代中国论衡》、《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》(与人合著)等。学术上多次获奖,如《中国现代哲学史稿》获光明日报主办的评选“文革”后优秀学术著作的光明杯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,教育部的优秀教材二等奖;2006年获得广东省委宣传部优秀学术论文奖,等等。
袁伟时教授著述以思想深刻、见解独到著称,一生崇尚“说真话,说自己的话”、“历史在哪里扭曲,就要在哪里突破”。素为近现代思想史爱好者、时政类报刊阅读者,如《南方周末》、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、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等读者群、高知群体所推重,深得学术界、读书界普遍好评,奠定了其在近代史研究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广泛社会影响。[1] 

袁伟时学术理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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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称“历史在哪里扭曲,就要在哪里突破”,他在《中国现代哲学史稿》的后记:“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,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,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……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。因此,我的信念是: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。”

袁伟时著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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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伟时 袁伟时
中国现代哲学史稿》(1987年)《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》(1992年),增订新版易名为:《帝国落日·晚清大变局》(2003年)
中国现代思想散论》(1998年)
路标与灵魂的拷问》(1998年)
《告别中世纪——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》(2004年)
《晚清大变局》明报出版社2006年6月初版。
另主编几套丛书与《大学精神档案》(当代卷)(2004年)[2-7] 
昨天的中国》浙江大学出版社

袁伟时观点摘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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敢于正视现实的民族,应该坦然地承认自己有哪些不足,不把应该集中于如何学习的精力浪费在要不要学习的争辩中。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尊心应该显示在善于学习而又善于创造上。这里决定性因素也是制度。
——袁伟时《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》
袁伟时 袁伟时
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成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?因为它是中国已经建立的现代文化学术和教育制度的产物。学术自由,言论自由,兼容并包。西方现代文化与国粹,世间各种学术和思想文化流派,各种学问和艺术,自由介绍,自由探讨;激烈争辩,以理服人,拒绝暴力干预。新的学科,新的艺术,思想家,学者,作家、艺术家……如繁星在天,异彩纷呈。这是思想解放的高峰,也是创造力高扬的年代,归根到底,这是向现代文化教育制度转型的辉煌里程碑。
——袁伟时《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》
自由的唯一边界是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。以国家或其他集体和尊长的名义压制和吞噬个人的自由,是中国极大的弊端,中世纪的西方同罹此病。这是古今之争,而非中西或东西之争。
——袁伟时《自由:观念、法律与制度审视》
20世纪中国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,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。有个有趣的现象:这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“卖国贼”,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,其中虽然有真有假,必须认真分辨;下半叶却难得一见。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,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。1912-1926年间,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~5亿之间,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。为填补这个大缺口,15年举内债近8亿,外债约10亿。那时,几乎没有那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。吃了人家的嘴软。从清末至民国,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,不知凡几。共产主义运动升起,亦用过俄国人的钱,这是众所周知的。到了本世纪下半叶,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,情况就大为改观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;但就整体状况而言,决定性的是经济。
——袁伟时《20世纪的启示》——书摘[8-9] 

袁伟时《冰点》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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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年1月11日,共青团中央机关报《中国青年报》下属《冰点》周刊“中国青年报”的《冰点》周刊因刊出袁伟时文章《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》长文,对中国近代史若干重大事件的解读有异于官方版本,因而导致暂时停刊整顿,并引致主编李大同及副主编卢跃刚撤职。3月1日《冰点》复刊,刊登张海鹏的《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》文章批驳上文,并拒刊袁伟时《为何、何时、如何反帝反封建》文章。

袁伟时记者采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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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伟时一直颇受关注,是个“争议”人物。
在中大校园,袁伟时已待了半个世纪。老先生的作息,似乎很规律。午睡时间,雷打不动,习惯把家中的电话机给挂了,免得外界打扰。他先迎我到客厅入座,而后进厨房泡茶。他穿了件深蓝色的拉链夹克衫,深色裤,一双黑皮鞋擦得锃亮。听舒立说起,前不久,老先生晚上给学生上“中国近代思潮”课。讲坛上那把椅子有些年纪,不结实。坐着坐着,架子散了,快80的袁先生一屁股就摔地上了。听说,他的学生助理当时脸刷白了。袁先生自己爬起来:“没有事。继续上课。”
我问起他上课跌跤的事。他哈哈一笑:“我给他们本科生上第一堂课时,先自我介绍说,你们是90后,我是80后!”脸上,写满了老顽童的得意和满足。听学生说,每周选修或旁听袁先生的课,大教室总塞满了学生,常有300多号人。有时,窗口地板上也占满了。
“一些学生听了我的历史课,觉得很困惑。他们跑来问我,为什么你讲的历史,与我们以前学的那么不同?!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个版本呢?”袁伟时说。
这几天,袁家的电话铃比往日更频繁。指着茶几上那捧紫红色的99朵玫瑰花篮,袁伟时笑着。1931年12月15日,他出生在广东兴宁。再过几天,照中国的传统习俗,他就80了。他出生那年,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已过去整整20年。而这场百年来褒贬不一的革命以及中国坎坷的宪政之路,成为袁伟时后半生最重要的学术使命。
“我80了,大家想为我祝寿。我说,庆祝生日没有多大意思,还是开个学术研讨会,讨论一些问题。”于是,一些学界朋友就开始筹备一个“20世纪中国思想和文化”的研讨会。不过,两个星期前,广东省社联一位官员找到筹办研讨会的广东人文学会负责人,很客气拿出一个文件。他说,根据规定,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必须报请宣传部批准。因这次会议很多学者来自外地,属于全国性学术会议,得事先报批。人文学会负责人当堂表示,既然这样,研讨会我们就不办了。
袁家的客厅,并不大,挂了两幅字。一幅是启功先生所赠,题的是杜牧的诗。另一幅是广东书法家尚涛的墨迹,上面16个字:虚能养和,静能生悟,仰以察古,俯以观今。
“我们都是一等良民,奉公守法的。既然有关部门说了要审批,那么这个学术研讨会就不开了,就改为袁伟时生日庆贺会了。法律并没有禁止做寿啊!”袁伟时摆摆手。
1950年,袁伟时考入中山大学,读经济系。后北上到上海,进了复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,学的是老大哥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理论。他的导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江泽宏教授。
“我在复旦的硕士论文,是质疑当时一种很流行的官方观点,也就是‘无产阶级贫困化’。我觉得,这说不通啊。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,也在完善自己,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其实是提高了,而不是贫困化。我花精力找了不少国外资料,包括美国、英国、法国和印度的数据,最后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但我的导师好心地劝我,你这个论文交上去,一定会有麻烦。最后,我只好改写了一篇当时讨论得很热烈的问题,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。”
15日那天,将有120位朋友前来为袁老庆生。我问他,八十的人生感悟,那天会对家人和朋友说些什么?
他想了想,说。
“第一,我要说的是感谢。我这80年,一路走来,有太多的人帮助过我。我的家人、朋友、编辑、记者。就说帮我修过电脑的朋友,就有20多人,其中还有世界一流的专家!”
“第二,我要说一声道歉。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。在那个革命年代,我受到过伤害,但是也伤害过别人。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。我尽力谨守良知。在复旦读研究生时,我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,我所在的研究生班没有一个人被打成“右派”。但是,另一方面,从学生时代开始,我就是校内大大小小的干部,参加过各种政治运动。自己做过的决定,在政治运动中的发言,都曾伤害到别人。对此,我是要道歉的!”
“第三,我还要继续努力。我的自我感觉是,我还没有进入老年。大家知道,我的学术成果,大部分是在退休之后产生的。我要继续偿还学术和思想欠债。近代中国经历那么多的曲折和苦难,应该产生巨大的学术和思想成果。但现在还没有。这是对人类的欠债。应该有众多学人自觉担负起还债的任务。今后的10年,我仍然要坚持不懈,尽绵薄之力!”
过去10多年,袁伟时挨的骂不少。不少人(包括学界中人)严词谴责他的史学观,更有人骂他是“汉奸”、“卖国贼”。他的专著《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》,《路标和灵魂的拷问》等书都引起强烈反弹。
“面对谩骂,我向来的态度是一笑置之。它们多半是不可理喻的。乱骂人是羞辱自己。现代文明是无法抗拒的。谁的言行对社会有益,时间是铁面无私的审判官。每个人时间有限,我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,继续宣扬我的观点。”
最近来找袁伟时的,多半是为明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,想听听他的说法。如何评价国父孙中山?共和与君主立宪,对中国,那条路更为上策?对袁世凯,可否三七开?不过,历史无法重写。我问,这一个多世纪来,中国的宪政之路一直走得很艰难,从清末开始,无论是变法改良,还是民国“临时约法”的订立,从国民党倡导“训政”,到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坎坷经历。这是为什么?
“过去,中国宪政失败的原因之一,是社会的中下层没有充分参与。对国家道路选择这样的世界性难题,难倒了中国的精英。社会矛盾的尖锐,就迫使掌权者不能不改革。现在的政府上层,并不是都不思改革。只要国家上下一起努力,就能推动中国社会前进,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程。从1840年鸦片战争,中国打开国门,已经过去了170年。现在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了!
在一篇访谈中,袁伟时写道:“中国整个19世纪都在交学费。19世纪70年代,李鸿章说过‘外需和戎,内需变法’……交了一个世纪的学费,应该学会这个道理:现代社会必然是自由民主法制富强。”
门铃响起,下一拨赶来采访的是《南都周刊》的同行,已在等候。我问袁先生,他是个电脑迷。最近有热心人冒名开了他的“围脖”?他说,确有其事,现已关闭。“我1999年就开始上网,用电子邮件往来,所有的写作都用电脑。用电脑的历史很悠久,从上个世纪就开始了。现在每天通过网上查阅新闻和资讯,朋友们也会转发给我很多信息。问我翻墙吗?我不翻墙。我没有耐心翻墙!”
“我一直说,我是个死不改悔的乐观主义者。以2003年孙志刚案和延安农民看黄碟事件为标志,公民权利意识正日益觉醒,中国的宪政正在生长。”
我匆匆打住采访。记者要拍照。天色转暗,袁先生很在意拍照的背景和光线,和我们一同下楼,带大家去校园取景。他走路时,腰板挺直,步伐大且轻。一头白发,在中大校园的柔和夕阳下。他边走边告诉我:“年轻的时候,我喜欢跑步,每天在操场上跑满10圈,4000米。后来,年纪大了,就改成做广播操和走路。在中大校园里,我每天走一万米,两次完成,每次1小时。”
我要赶航班,他给我指路。道别,我穿过中大老校区的大草坪,那里立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全身雕像,他在沉思的样子。永芳楼前,站着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谭嗣同等民国人物的石雕像。不远处,是刚去拜谒过的另一位史学家陈寅恪故居。每天,袁伟时在此地散步。中国人正在寻找前行的立国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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